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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党支部书记收受贿赂的刑事责任

200811月,行贿人张甫高(化名)在某县群坝村开采砂石期间,为求得当地村委会的支持,帮助其解决在采砂期间与当地群众之间的纠纷,张甫高在县城一饭店宴请群坝村党支部书记何宗明(化名),并给何宗明送了2万元的好处费。另查明,行贿人张甫高虽与群坝村签有开采砂石的合同,但开采砂石的承包许可权归县水务局,张甫高也是在县水务局取得的开采权,没有与群坝村发生经济往来。

对上述事实,检察院以何宗明犯受贿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关于如何处理村党支部书记收受贿赂的行为,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定受贿罪。其理由是,行贿人张甫高在群坝村开采砂石期间,经常与当地群众发生纠纷,何宗明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协助人民政府化解社会纠纷是其工作职责,同时,开采砂石的承包许可权虽不归村委会,但让砂石开采作业能顺利进行,是村级组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工作的法定义务。根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第七项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管理工作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因此,何宗明在履行职责期间收受贿赂款,应按受贿罪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无罪。其理由两点,1、何宗明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他不属于村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能按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第七项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管理工作来进行解释;2、也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首先是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中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构成此罪,没有将村党支部成员列入其中。其次是何宗明所从事的调解工作,只要双方当事人自愿,该村社员或其他人员均可进行。因此,该调解工作一不具有管理的特定性,二不具有给他人谋利的条件,三是即便谋利也不会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失。所以,何宗明的行为不符合职务犯罪可给他人谋利,以及主体特定性原则的规定,对何宗明依法只能进行党纪或政纪处分。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处罚。笔者同意此观点。

一、为什么何宗明不构成受贿罪?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刑法明确了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而本案认定何宗明构成受贿罪的关键是看其身份符不符合刑法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要求。

什么是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应定为从事公务的人员。立法解释虽是针对刑法中的渎职罪,但按照同一法律的名词解释相一致的原则,该立法解释适用于所有职务犯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把国家工作人员分成了三个层面,一是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不在编制的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本案何宗明的身份是村支部书记,未在行政部门履职,不属于上述前两类人员,如要按国家工作人员论处,何宗明或所在村委会必须是受到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

案件证据显示,砂石开采的管理权属县水务局,何宗明本人和所在村委会均未得到水务局的授权,不具有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前提条件。村委会与行贿人张甫高之间所达成的开采协议,既无法律约束力,也未发生任何经济往来,协议本身只是为了协调行贿人张甫高与当地的关系。因此,何宗明不是我国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资格,自然不构成受贿罪。

其次,何宗明为行贿人张甫高协调采砂场周边关系如何定性。也就是讲,该行为是村级公共事务管理工作,还是属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如属于从事公务,同样构成受贿罪。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指出: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该解释明确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要以国家或者政府的名义实施组织、领导、管理如:救灾、扶贫、征兵、防汛、代征税款等工作,方才属依照法律从事公务。该立法解释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从事的村公共事务工作属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行为,与以政府的名义实施组织、领导、管理等工作有本质的不同;二是将村级管理工作中,有无政府的授权作为区分是从事公务或是村民自治行为。何宗明为采砂场处理矛盾纠纷,一不属立法解释的内容,二没有任何行政管理部门的授权。所以,其行为不属于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何宗明也自然不构成受贿罪。

二、为什么何宗明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本案认定何宗明是否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核心,是村支部是否属于刑法所规定的其他单位。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组织。上述司法解释中没有列举村党支部,笔者认为村党支部应属于解释中的常设性组织。何宗明作为村党支部的负责人,在履行职责期间收受他人贿赂,数额较大,依法应对其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进行惩处。

在案件的讨论中,有人提出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两点理由不成立。

第一点理由认为,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中,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没有将村党支部成员列入其中。笔者认为,司法解释不可能将其他单位进行全部列举,但它已将常设性的组织机构定性为其他单位,村党支部作为常设组织,应属于司法解释中所指的范围,其理由三点。

一是所有与该解释相对应的常设性的组织都应包括在内,村党支部的地位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是领导村民委员会依法治村、民主管理的机构,司法解释已将村民委员会认定为常设性的组织,那么,作为其领导者也应自然属于常设性组织才符合逻辑设计;

二是在刑事立法上,党的组织一般来说均未作明确的表述,但我们对其法律地位与同级政府的地位应相同对待不会持有异议,有谁会怀疑乡级以上党委成员职务犯罪与政府成员有什么不同。从法律的一致性考虑,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也应相同,责任一样才符合立法本意;

三是从纯洁党的队伍出发,刑法应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公平的价值作用。村支部书记作为基层领导组织的成员,其职责具有双重性,他既要领导村委会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也要依法向上级党政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村支部书记作为联系党和群众的重要一环,他的纯洁性关系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他犯了与他所领导的村委会成员相同的错误,得到的是法律之外的党纪或政纪处分,而村委会的成员却要受到刑法的惩处,这是否会让群众觉得党的领导可以法外施恩,刑法的价值取向不公平。

第二点理由认为,何宗明所做的协调工作不具有职务的特定性,因为其他任何人都可以代替。这一观点本身我不持有异议,因为民间纠纷的调解是不分方法和层次的,任何关心群众集体利益的人都可以去做。但是,该观点忽略了民间纠纷的调解人是谁,有些是热心肠人,做和不做没关系,而有些人是职责所在。热心肠人收受贿赂受道德约束,因职责所在的人收受贿赂就该另当别议了。

何宗明作为村支部书记,按照党章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调处民间纠纷是其履行村级公共事务的职责,该村如没有热心肠的人出面调解纠纷,作为村级组织的成员是依法不能回避的。所以,何宗明协调行贿人张甫高与本村的关系,虽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履行公务,但仍然是其工作职责范畴。不管其是否给他人谋利成功,将组织和群众赋予的职责利益化,就是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依法属于我国刑法打击的对象。

综上所述,村党支部书记是否构成受贿罪,关键看其是否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管理工作,其标准就是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内容,超出解释内容的其他管理村级事务的行为,要依照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处理。

(作者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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